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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我的海淀分局警察对我的态度一直很不满意。他说，“像你这样的就该进看守所里待几天！”所以当你看到本文时，我要么被指定住所秘密监禁，要么已经在看守所里了。到那时再想向外界传递信息就有些困难了，所以我预先写下本文以表白我的信仰和真实的思想历程。 

“刚刚警察把我叫到北大本部，问我是否同意警方逮捕你。他们对我摄像了。” 

她的黑眼圈很重，眼皮耷拉着，不停地颤抖，表情看起来很缺氧，好像随时想扇我一巴掌。 

她是我的母亲。 

她恐惧万分，健康被摧毁，因为国保和学校老师们的过分关心，过年期间病倒住院。她说她的心脏不好，血压很高，每天晚上睡不着觉。我经常在早上打开手机界面，发现她凌晨三四点在发消息，给我哭诉她的命苦，哭诉她的心惊胆战。她一直害怕某一天早上一起床，我就人间蒸发，被关在某个小黑屋子了。 

她很纠结，一方面希望我能出人头地，让她脸上有光，另一方面又希望我是个傻子，这样就能被拴在她身边。 

警察毁了我的家庭。我的母亲觉得我在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和谐，“警察该把你抓起来，为民除害。” 

亲爱的同志，朋友，当你看到这篇文章时，我已经身陷囹圄，失去自由。

很多人珍视宝贵的自由，仿佛失去了自由，便意味着人本身受到了极大的限制，人就不再完整了。

不，绝不是这样。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中，就意味着从所思所想，到一言一行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。

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，打破奴役着无产阶级的全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条条框框，争取翻身得解放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
若做不到这样，无论身处何处，都是一个带着枷锁和镣铐的人，浑浑噩噩地活在资本编织的盛世幻梦里；若下定决心做一名无产阶级的战士，即使面临牢狱之灾，也一定会与劳动者、与底层人民、与同志们同呼吸，共命运，开辟一条真理和解放的道路来！ 

我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。父母虽然是国企下岗工人，也住过好几年耗子在楼梯上爬的旧房子，但父亲毕竟是凭借自己的技术和人脉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末班车，我也从小衣食无忧。我爷爷是个农民，一辈子没脱离农村，而父亲在外出打工的几个兄弟姐妹里，混得最有出息。小时候每逢放假，堂姐和堂妹就会被送来家里住，我能感到她们眼中寄人篱下的自卑。我也经常会疑惑为什么大人们一起聚会打麻将的时候，会为打5块钱的底注还是10块钱的底注而争执不休。

在上大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，这就是阶级的差别。因为我三爸家里穷，往往第二天还要上班，他就不可能像我父亲一样玩到晚上2、3点，也不可能一晚上输掉近千块钱还无动于衷。

16年的12月9日，我永远记得百周年纪念讲堂里歌舞升平，沙特国王图书馆的工人却在举横幅讨薪。

当时我产生一种很朴素的人道主义，为北大折叠感到不公：同样都是人，一些人在享受岁月静好，灯红酒绿，另一些人却不得不为生存而努力，甚至饱尝挣扎和打压——凭什么？

后来到工厂里，忙碌的流水线边，过了今天看不到明天的生活，才让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制度性的压迫！什么叫结构性的不公！

——工人们累死累活十二小时，勉强供房贷和孩子上学，一面又小心翼翼不敢生大病；老板坐拥黑皮座椅和装潢华丽的办公室，仅仅凭借着厂房机器和启动资本就能让工人做牛做马，两大阶级的对立现实地横在眼前。

顾佳悦说：“为劳动者谋解放，应当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。” 没错，就是这样，与这个阶级的苦难和解放相比，个人的东西根本不值一提。

我渐渐深信不疑：一切进步的、正义的青年，在社会大潮中，终归会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。

这条路注定是不平坦的。从去年1226纪念毛诞开始，第一次领教了派出所的冷板凳是什么滋味：半夜3点把我叫起来做笔录，以“人生永远带上污点，还会影响父母、（未来的）妻子、孩子”来威胁我，警察告诉我面前只有两条路，要么服从认错，要么“自食其果”。

诚然当时我有犹豫，但潜意识里不可抑制地想到工人兄弟姐妹，想到自己的本心是希望真正为他们做事、发声。最终我选择了后者。

海淀分局的和学校的处分通知我至今保留在抽屉里，但我并不后悔。后来的1228被暴力清场，再到理科五号楼里被限制人身自由14小时，强大无情的暴力机器一次又一次展现着碾压人民的力量。

但更加残酷的打击还是发生在这学期。2月底，我连续5天，每天平均五六个小时待在派出所里被限制自由。有两三个负责我的警察一直围着我来回转，进行车轮战审问，把人折磨得精神疲劳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。 

第一天，他们把刑法中关于颠覆和煽动颠覆的条款打印出来，让我读出来给他听，说这就是你的罪名；他们把手铐放在我面前，说他们的车已经到了，不交待就直接拷走；还有两个人从背后按着我，把笔硬塞到我手上，让我写一个保证书：自愿放弃一切受教育的权利，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说签完我就可以走了，以后在学校里没人再来动我。 

第二天，我刚走进房间，就被扇了五个耳光，鼻血洒在地上。一个胖警察很恶心地说，我对你产生了“性趣”，我要好好研究你之类的话，企图对我施压。 

第三天，他们把蓝牙音响放在我耳边，强制我听了三小时十九大开幕报告，让我谈对煽动颠覆的看法。

第四天，一个警察把我剥得赤条条，让我上半身趴在桌子上，屁股撅开给他看有没有“藏录音笔在里面”。

第五天，学工老师第一次出现，费尽口舌劝降。

…… 

迫害越深，打击越大，记在心头的仇与恨就会更多一分。我知道，和被失联的、被捕的、被扔进看守所至今杳无音讯的同志相比，我所受的苦不算什么。和亿万工人阶级承担的压迫和剥削相比，这些痛更算不上什么。更何况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反动势力所掌握的，无非是充足的时间、物力、人力、财力来整治“闹事分子”。

但是马列毛主义真理不在他们一边，亿万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也不站在他们一边。正因为心虚和恐惧，官僚资产阶级才不得不依赖于暴力机器的镇压。

终有一天，理论结合实践，社会主义结合工人运动，会形成钢铁般地洪流，把这腐朽的、落后的、反人民的国家机器彻底冲垮！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，要勇当急先锋，把自己锻炼成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！ 

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。英特纳雄奈尔，就一定要实现！

2019年4月29日早上，北京市亦庄工业区。

五个年轻人在这里消失。